“中国旅游：四十年，再出发”专题研讨会|自由讨论 （下午场）

“中国旅游：四十年，再出发”专题研讨会

下午场是自由讨论，发言比较发散，如果按参与人员发言的顺序对速记稿整理，信息过于庞杂；参与人员的讨论，提出和回答问题，并不一一对应，这就给读者阅读造成很大的困难，要寻找到对一个问题的回答，有云里雾里之感，不知所措。编辑部经过沟通，决定按参与讨论人员发起的问题来整理与归并，这或许能提供一个视角，或者一个途径，到底学术共同体，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学者，对新时代中国旅游再出发，都有什么困惑呢？也许这些困惑，也是新时代中国旅游再出发，需要迫切解决的难题。这种整理方式，存在不小问题，不能反映出思维的过程；与问题无关的发言，无奈都做了删除处理，容易造成信息失真。敬请谅解！

下午场

宋瑞（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旅游研究给整个全球旅游研究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是验证性的还是补充性的？是修正性的还是建设性的？

保继刚：我回应一下你这个问题，到底四十年来，我们有没有对世界旅游知识体系有贡献？肯定有。我们处在西方理论在中国的验证或者修正的阶段，比如旅游的创造性破环模型在中国不实用，这个理论得到了修正，这是我学生做的，在前两天的旅游科学年会上获得一等奖。创造性破坏模型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历史村镇旅游发展过程，研究最后对模型进行了修正，指出“公共部门政策”作为驱动力之一在第三阶段会出现一个分化，验证到最后没有破坏，因为在中国政府的力量很强。最后政府出手，可以避免过度商业化。这一类属于验证性和修正性。也有一些是我们做的，能不能说是很大的理论突破呢？比如我们提出的旅游吸引物权的概念和研究，这个还需要时间检验。我写了一些文章，比如我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影响中国旅游行为的主要因素和限制因素，是火车票价，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火车票价不成为重要的因素，还可以罗列很多。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大理论，现在可能还在探索当中。但是这几十年，我们确确实实为世界旅游知识体系已经贡献了不少的东西。

刘德谦：旅游地理学是不是创新？

保继刚：国外旅游地理学也有，但应该说我们做的旅游资源评价标准，在国际上可以算是一个创新。

马波：据我所知，在希腊时期，地理学就是西方知识体系里面重要的一块。其实地理学发展到现在，应该说有了漫长的历史。显然，以学科来说，旅游学还是极年轻的。如果能够客观看待，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旅游学的发展，速度还是蛮快的，还是做了很多贡献的。大家为什么还有更高的期待？是因为我们确实想承担更多。学科的成熟一定是长期的，如经济学，其实已经经历了长期的发展，但到现在争论不断。在我看来，有关旅游学基本命题的争论很正常，而且是积极有为的表现。

章锦河：关于对全球的学术贡献，我的看法是，“现在有贡献，未来更可期”。现在的贡献：一是推介或引入了国际上相关旅游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极大拓展了其研究应用的范围。二是提供了中国新鲜的实证研究案例，验证或修正了相关旅游理论与方法应用的适宜性、科学性与普适性。三是推送了中国旅游研究的原创性成果，比如吴必虎老师发表在ATR上的环城游憩带研究等。未来更可期，有三个原因，一是中国蓬勃发展的旅游实践中的新现象、新问题层出不穷，为我们的旅游研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二是中国第一代旅游研究学者，比如保继刚、吴必虎、张捷等老师，在国际学术刊物、学术组织与机构中担任职务，赢得了国际旅游研究话语权，架设了国际学术交流的桥梁。三是广大青年学者的快速成长与崛起，多学科的介入，尤其是通过SSCI、SCI渠道，不断传递与发出中国旅游研究的新声与强音，中国旅游研究的国际贡献将愈发彰显。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原创的概念、理论等根植于相关“假设、判断、推理”的不断深入与拓展。如，保继刚老师提出的“在缺乏外来预见性的干预下，旅游商业化出现在历史城镇中不可避免”这一假设性命题”，就需要大家多尺度、多类型、多对象、多视角的实证研究。重视中国旅游研究中的“假设、判断、推理”的不断提出、验证，将成为产生中国旅游原创理论与方法之不竭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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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辉：中国旅游再出发，应该分成两个层面来思考。一个是旅游实践层面，我国旅游发展走过四十年，是按照小旅游发展模式走下来的，空间是小旅游空间，产业是小旅游产业，管理是小旅游管理，发展到现在，这种小旅游发展模式是难以适应大旅游市场、大众化旅游需求，更难适应后工业社会发展方式的，再出发，从实践层面，我国旅游必须有一个有力度有质量的革命，这包括旅游性质、旅游商业模式以及旅游管理模式的革命，再出发就是要从小旅游发展模式向大旅游发展模式变革；第二个层面就是从我们学术的发展和学术的建设或者理论体系的构建方面，我们要再出发。我们搞了四十年的学术研究和旅游理论的研究，虽然旅游研究成果数量可观，对旅游某些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总体来说，与其他同时期发展的学科相比较，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现在我们连基本的旅游学科框架、基本的旅游核心概念和基本的旅游研究对象以及基本的研究范式没有确定下来，如果反思四十年，这是学术研究一个最大的硬伤。任何一个一级学科都有核心的研究问题，比如地理学是研究空间的，经济学研究稀缺的，政治学是研究权力的，社会学研究阶层，我们旅游研究什么？彦君提出了体验的概念，体验能不能成为支撑我们旅游学科的本体，这个问题所有学者没有达成共识。旅游研究四十年了，连基本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式都没达成一个共识，我们是不是该再出发了？

谢彦君：没达到共识的原因是什么？其中之一，恐怕就是缺少争论。最近这些年，很少有争论和商榷文章了。比如，关于旅游的核心是不是体验，如果有质疑，可以写出来讨论嘛。

张辉：第一，多数学者不呼应。第二，没有核心的研究问题，就很难形成基本的概念、基本的术语，然后围绕着概念和术语，构建一个学科体系。我们没有形成共识的研究对象，所以我们的核心概念、核心术语是没有的。第三，在这些东西都没有的情况下，我们缺乏一个研究范式，没有研究范式，无法鉴定每一个人说出的观点是对还是不对，对丰富多样的研究成果我们没有一个尺子去衡量。来判断结论的真伪与对错，我们旅游科学界在一团和气中生活着，研究者，像K歌一样自我娱乐。我们旅游研究再出发，这几个方面必须要有突破，这些不突破，一级学科从学理上也站不住。

吴必虎：我给谢彦君的“体验说”一点希望，“体验”是旅游核心的一部分。但单纯的“体验”并非是旅游学独有的研究对象，艺术、绘画、运动、音乐也是一种体验，但艺术学不是旅游学。旅游学研究的是“移动中和移动后在目的地内的体验”。近数十年来，国际旅游学界出现了一个概念叫移动性（mobility），也有一个说法叫异地性，人们离开惯常环境到异地就是旅游。旅游学的核心概念是“移动的体验”，但“移动性体验”具有太明显的外来语、或者外语翻译的语境，其实中文里有一个现成的词汇叫“游历”。中国古人和近代学者经常使用“游历”这个词。我认为“游历”这个概念就是旅游学的核心问题。著名历史学家张星烺，在中西交通史领域是第一权威，民国时期翻译了很多西方旅行家的著作，他把古代西方旅行家travellers翻译成“游历家”，西方古代四大游历家就是马可·波罗、鄂多立克、伊本·白图泰和尼哥罗·德·康梯。不管是和尚的朝圣，还是科学家的探险，哥伦布的航海，都能用“游历”这两个字来表现。“游”就是一种出行，旅行的过程，“历”就是经历，就是谢彦君说的“体验”，可能是很愉悦的体验，也可能是冒险的经历，用“游历”来作为旅游学的研究核心，可能是未来我们所有研究的一个焦点。游历在空间上的特征，就是旅游地理学；游历的效率，就是旅游经济学；游历的公平，就是旅游社会学；游历的服务，就是酒店、餐饮、购物等供给侧。

宋海岩：刚才的争论还是围绕着旅游学、旅游科学是不是单一的一门学科。实际上，过去也有过这种辩论，旅游究竟是一门单一的学科还是一个科学体系？我从事的是旅游经济学，我认为旅游学、旅游经济学或旅游地理学，及跟旅游相关的其他学科，可统称为旅游知识体系。从旅游作为一个学科或者作为一个教学课程的话，它是有一个知识体系，旅游学是知识体系很重要的一门学科。我们在坐的每位学者都是研究旅游这一现象的，但我们的研究视角是不同的。例如，我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去描述这个旅游现象，研究的是旅游需求、旅游供给、旅游目的地的竞争力。而旅游地理学研究的是旅游者在不同空间的移动（旅游流）及其决定要素。我认为没有必要寻找一个唯一的解释，也不可能。

 章锦河：旅游的核心概念或者旅游的本质探讨对旅游学科发展的意义重大毋庸置疑，但在未形成共识或处于争论期，并不影响旅游学科的发展。旅游学科体系是颗大树，根扎在旅游实践的土壤中；干是研究对象，也就是旅游学科存在的理由；茎与叶是旅游的各分支学科研究领域与方向。现在问题是什么呢？是枝繁叶茂，却没有主干。我的看法是，大树可以“先花后叶”，旅游学科目前还没有成为一棵大树，因为没有主干，但枝繁叶茂，花团锦簇，至少是大树形成前的一朵美丽的花，花的怒放，会有吸引力，会有护花使者，研究队伍会不断壮大，多学科研究会不断介入，旅游知识体系的完整性、独立性会不断增强，长成大树可期。因此，我认为不能因纠结于旅游的核心概念而延误不同旅游研究的推进，“先花后叶”也是旅游学科成长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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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瑞：过去四十年里面，中国旅游研究的知识体系怎么样？独立性怎么样？专有性怎么样？有没有可能形成一个统一完整的旅游知识体系？我们现在可以从地理的角度、从经济的角度和管理的角度，各个不同的角度，把旅游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有没有可能形成一个统一的研究框架或者知识体系？ 问这个问题，我还想提一个建议，建议《旅游学刊》通过征集等方式，梳理40年后“再出发”应该研究哪些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引导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方向。

谢彦君：旅游知识体系的构建，是整体性的，是有其内在逻辑的。我特别相信旅游一定会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或者成为一个学科。为什么，这有几个基本问题或判断：第一，旅游现象是不是一种特殊现象；第二，它的规模是否足够大；第三，旅游是不是人类生活尤其是丰裕社会的人类生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现象。答案都是肯定的。既然如此重要，规模如此大，又如此特殊，就值得人们对他做科学研究，所以，旅游作为一个特殊的知识体系，将来一定会有的。

张骁鸣（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旅游只是我们的体验消费中的一种。涉及到知识体系这个问题，我们有时候要更加自信一点，视野要打开一点。我们应该思考的是怎么样去拥抱整个体验消费这样一个大的机遇和大的市场，而不是单纯地继续就旅游来论旅游。旅游是体验消费的一部分，但它绝对不是体验消费的全部，也不是一个知识体系。体验消费或者以体验为中心的社会现象整体才是一个知识体系，但它还在建构当中，还在形成当中。关于旅游和体验的关系，可以用感冒与医学的关系做个简单类比：感冒是一种症状，后面当然可能牵涉到无数种成因，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后果，看起来已经有很多“知识”在里面；但是，我们认可为“知识体系”的是整个医学，而非感冒的症状诊断及其治疗这个单一的方面。如果我们想更好地治疗感冒，那么一个丰富而强大的医学知识体系必不可少；同样，如果我们想更好地研究旅游，那么一个丰富而强大的以体验为中心的知识体系也必不可少。

谢彦君：我们在构建知识体系的时候，它一定要有一个核。就像库恩说的，知识体系总要有一个核，外面要有它的保护带。我们得找到那个核，找到核以后，能够给这个知识体系先定个性，然后，我们再往外拓展。我在1999年写《基础旅游学》的时候，最初交给出版社的书名叫《核心旅游学》，其目的就是为了给旅游学找核。我提出体验是旅游知识体系的核。但旅游的知识并不局限体现二字。你看那本书的章节，会发现，尽管第五章作为重点阐述的是“旅游体验”，但第六章就是“旅游流”了，第七章就是“旅游效应”了，而这个效应会涉及到经济效应、环境效应、社会文化效应，到了第八章，就进一步拓展，从“旅游容量”这个角度看待旅游现象，实际上是进入到了景区管理、容量控制的层面。我那本书，就是围绕着体验这个核，尝试着去建构一个包容广泛内容的知识体系。

当前，为什么我们还是没有能建立起旅游知识体系呢？这应该好好反思反思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方式和对知识的认识。在这方面，我们是否走错了方向，出现了偏差？一直以来，我们是不是错误地把旅游“涉及到”什么就当作“是”旅游了，而没有回答旅游“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比如，由于旅游涉及到酒店，于是我们就认为酒店就“是”旅游；旅游涉及到餐馆，于是我们就主张餐馆就“是”旅游；旅游涉及到交通，还有人提出交通也“是”旅游了。我们不断给旅游“扩容”，最终还始终管那个扩容了的东西叫“旅游”—等于认为它“就是”旅游。这和“刻舟求剑”有什么区别呢？到后来，我们又提出“旅游+”，进一步把旅游泛化；再后来，不依不饶，再来一个“+旅游”，还认为“是旅游”。我们在“把一种行政手法当做学术定义的依据”的道路上，真是越走越远，越走越离谱了。

我认为，建立旅游知识体系的前提，首先就应该回答旅游“到底‘是’什么”的问题，而不要把旅游的本质和旅游涉及到的似是而非的“相关”具体事物相互混淆。从本质上来看，其实旅游就是旅游，不是旅游涉及到的具体事物。这里我可以给一个哲学上的证据。海德格尔在他那部《什么是艺术品》的著作里，千言万语论证了一通之后，说到最后一句话，得出的是这样一个结论：艺术品就是艺术品。因为没法再做别样的解释，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就是这样。现在，我们不仅缺乏承认“旅游就是旅游”这个事实的诚意，甚至根本没有反省“旅游就是旅游”的哲学意识。

徐金海(国家开放大学经济管理教学部)：关于旅游知识体系，需要放在一个时代背景去思考，现在不要说旅游知识体系，就是知识体系，需要吗？这个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大家知道现在的知识体系形成于工业革命时期，是为了配合大规模工业生产，提高效率，教育自然采取了一种“工厂模式”。当前，人工智能时代，经济形态、生产方式等都发生了变化，必然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更多需要的不是知识体系，而是一种独立的思维。大家想想，出现了通用型人工智能，可以代替我们写论文，比知识体系，你能比得过人工智能？人的独特性何在？尤其是在这个迅速变革的时代，当你在谈某个知识体系的时候，也许用不了多久就没用了。农业社会，你学几年，有个单一的知识体系，就能用一辈子；工业社会，要学十多年，构建个完整的知识体系，就能用一辈子；人工智能时代，变化太快，要时刻学习，才能不落伍。所以，在当代的情境下，我倾向于不需要建立知识体系。

马波：知识体系是存在的，但不是预设的知识体系。

谢彦君：徐老师观点中用的是海德格尔那句话：“当你说存在的时候就不存在了”，所以说“知识体系是不存在的”。这也没有错。但要知道，海德格尔说这话的时候，指的是不确定性知识。但是，旅游知识体里面，一定会有一些确定性的知识，由此构成它的体系。没有这些确定性知识（常识），我们就没法交流、沟通了，教育过程也不必展开了。如果一个学科带头人或者系主任，在进行教学方案的设计和课程的设计时坚持知识体系根本不存在的观点，恐怕是不妥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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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鸣：旅游是我们的一种体验消费，我们应该思考的是怎么样去拥抱整个体验消费这样一个大的机遇和大的市场，而不是单纯就旅游来论旅游。

王宁：我是要把旅游降格，保继刚老师一直在努力把旅游升为一级学科，我是要合并旅游、休闲、文化，共同研究体验性消费。体验是这三者的共同点，旅游只是其中一个分支，有休闲的体验，还有体育是很重要的一块，比如足球，足球就是一个体验；还有文艺表演，音乐会，这跟以往的确不一样，人的体验消费是一个很独特的东西。体验消费或者体验经济作为一级学科，下面有体育、休闲、娱乐、旅游。美国的旅游学是这么设计的，比如UIUC就是体育、休闲和旅游学院。

刘德谦：“旅游”的概念，是不能用“休闲”概念来代替的，不能把“旅游”的全部活动都看成“休闲消费”的一部分。如果只看旅游者的活动，“旅游”的主体核心，可以说是人们的“愉悦体验”，但是这个“体验”可能不是它的全部。关于“旅游”与“休闲”的关系，应该说，旅游是地理位置的位移，是从甲地到乙地及丙地等的移动，是空间概念；而休闲是居民生活中时间如何分配的问题，是一个时间概念。这两个东西是相交的，可以把它们看作是两个相交圆：它们中间共有的“梭形部分”，既是休闲中间的“异地休闲”，也是旅游中的“休闲旅游”。而休闲中的本地休闲，它就不是旅游。同时，旅游也不完全是到异地的休闲体验，它还有其他活动，即非休闲旅游。从全球研究者的研究和旅游者的实践来看，旅游除了休闲度假外，世界旅游组织在其定义中所说的“事务类旅游”（商务旅游、公务旅游、专业旅游、奖励旅游等），“其他类旅游”，以及世界旅游组织后来在进行统计时所归并列出的“走亲访友、健康、宗教类旅游”和“其他目的不十分确切的旅游”，这些大多属于人类友好交流的活动算不算旅游？我们是不是不要跟国际公认的理念相差得太远？所以“旅游”不能简单地用“休闲”来代替。旅游是旅游，它除了异地休闲以外，还有异地的其他活动，人们离开常住地的一些的互动交流活动也是旅游的一部分（这类异地交流，也是人类发展所迫切需要的）。所以，这种就人们离开常住地的多样活动的研究，就这些活动对旅游者本身与接待地的各种影响的研究，它形成的学科，其综合性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其他学科不可能替代的，应该是独立的学科。假如有一个学科能替代它，它可能就是其他学科的分支；其他学科都不能替代它，它就有着自己生存的学科基础。现在的现实是，对这个基础的存在和价值，在社会上还没有形成更广泛的共识，这或许也正是我们的旅游主管部门和很多其他部门，及学科分类主管部门都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旅游是人类的一种活动，异地的活动，是以异地休闲和愉悦的感受体验作为主体部分的多种异地活动及其引致的一种社会现象，它所形成的学科，是其他学科都不可能真正替代的元学科。因此也可以说，旅游业既是关系一个国家民生福祉的幸福产业，又是推动人类社会和谐交流的和平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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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瑞：作为一个知识生产者和理论研究者，我们观察旅游研究的作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视角是——对实践有什么样的影响。我想请教诸位老师，在过去四十年里，我们的旅游研究对政策制定而言，在哪些问题上发挥了前瞻性的作用？对发展实践和产业运行而言，在哪些方面起到了引导的作用？

王宁：我们以前总是认为科学或者社会科学是关于一种事实的学问，但是事实上现在人们的观念改变了，科学是关于一种规范的体系，先去研究怎么对人类是最好的。我们是通过规范性来改变现实，我们过去过分强调科学或者科学研究要迎合实际，看到中国的国情，我们要顺应它，而不是去改变它。现在到了改变现实的时候了，如果顺应现实，“芯片”永远造不出来。如果我们改变现实，也许三四年前我们的“芯片”就造出来了，要对知识论重新有一个界定。我们过分强调知识对现实的总结，没有看到知识对现实的改造。西方文明和我们的传统文明不同的地方，就是它更多的强调知识对现实的改变。

吴必虎：地理学对社会的贡献，其中一个重要的领域就是旅游发展；旅游研究对政府和企业的贡献，与企业和政府是不是科学运作有关系。有时你做出的理论研究，可能对指导企业经营和政策制定具有很大价值，但很多时候并未发挥作用，不是理论不科学，而是人家不愿服从科学，但你用或不用，科学就在那里。比如三亚为什么没有变成一个真正的度假目的地，因为长期以来完全被地产绑架了，度假生活方式还没真的形成。类似三亚这样的旅游城市，我们早就提出了TOLD理论，也就是旅游导向型土地综合开发理论，我们提出TOLD模式很多年了，可惜政府并没有按照我们的理论去做。理论发挥作用，不仅仅是取决于理论，还取决于政府和企业。理论贡献有多大，取决于很多复杂因素。

保继刚：旅游对社会是有很大贡献的。举一个例子，我从1999年开始思考社区旅游，我曾经在西递宏村给农民做报告，新华社的一个记者写了一个博客《一个学者的愿望》，把我讲的社区要得到利益，得到可持续发展，把它叫愿望，写得很客气。但是，后来国内不少地区，在发展中社区冲突出现了，很难解决，甚至出现不少群体事件，很多人知道我以前对社区做过研究，不少地方政府官员找到我，希望我能去当地调研一下，看看怎么解决当地的社区冲突问题。这肯定得益于我前期对社区的研究成果，但是当时没有想到后面会对实践产生不小影响，只是凭着学者的直觉和责任，做了这方面的研究。如果你能影响社会、影响企业，这个学科就有机会发展，也能影响实践和政策，解决社会的一些困惑。我始终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在中国语境下，要面向国家需求，面向社会发展；另一条腿是始终坚持学术研究本身。

马波：我们今天能坐在这里，讨论中国旅游四十年再出发，就说明旅游研究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用。如果没有用，也不会有这么多的学者投身这样的领域，吸引那么多青年学者进入这个领域。但是作为旅游学者，要知道，不是今天这个观点提出来，政府立马就采用。也许五年前的观点，现在影响了决策者，或者影响了企业界的人士，这才是真实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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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玉宗（青岛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副教授）：我想问各位老师关于旅游高等教育的问题，特别是旅游本科高等教育。中国旅游发展这么长时间，旅游高等教育时间不短了，旅游本科规模非常庞大。那么，站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思考下一阶段旅游本科高等教育，我们的人才培养应以什么为目标？特别是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培养我们学生的知识体系或者知识支柱从哪里来？我想请教一下各位老师的经验。

严旭阳：我呼应一下这个问题。谈到旅游人才培养，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是中国第一所旅游本科院校，有40年旅游本科人才培养的历史。我想把我们目前的一些情况，简要地与大家分享，也供你参考。

实事求是地说，现在全国高校旅游本科教育确实面临很大的挑战。我做院长，关心的第一个问题是招生，不管是旅游管理，还是酒店管理专业，现在招生面临的挑战都很大。说到人才培养，一定要看到学生毕业后在社会上就业的状况。从全国各行业平均工资的统计数字看，在19大行业中，餐饮与住宿业是其中之一；近十年来餐饮与住宿业的平均工资水平，非常稳定，排在倒数第二，倒数第一的是农业。我们学院主要在北京招生，北京也是非常稳定，十年稳定在倒数第三，第一是农业，第二是社区服务业。你刚才说的是本科，比如酒店管理，我们酒店管理专业的招生状况跟香港理工差别很大。上次我问香港理工的一位教授，他们招生招一百个人，能有一万人报名，百里挑一，我们不是这样。虽然我们的旅游管理专业是北京市的一流专业，但本科招生压力依然很大。这是第一条，有竞争压力。

第二条，应该还是会有很大空间，就看我们怎么去定位本科教育。我刚才讲，我对未来旅游在中国的发展充满信心。不管是从旅游的教育，还是旅游学术研究。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我跟我们的研究生说：你还能够在中国的社会科学领域里面发现一个比旅游更好的领域吗？它连成型的学科体系都还没有形成，你要是进到数学领域，一百多年前就没有太多的问题直接能发现了。但是在旅游学科领域，目前连学科体系都没有定型，我们今天在座的年轻人，可以直接跟中国做出旅游原创理论的人直接对话，很难得。不管做旅游研究还是做旅游教育，未来发展的空间都很大，这个我有信心。

宋海岩：刚才讲到香港理工大学，不仅招生比较有竞争力，我们毕业的学生出口也非常好。我们毕业的学生，有百分之七八十留在酒店旅游行业，20%到银行业，服务行业。最关键的是教学课程设置，培养目标是不是符合市场的需求。我也了解国内的情况，由于课程大纲设置的问题，学生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并不能有效发挥在学校学习的专业技能。这根源在于，国内不少学校设计的技能，跟企业的需求不匹配，这就要求有一个大纲设计。如果没有知识体系，大纲就很难设置。比如，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最后走向的是中层，设计的课程要跟就业所需的技能相对口。我也了解到，国内的院校学生毕业后，由于课程设计有偏差，去到酒店或者旅游行业，一切得从头做起，在学校学到的很多东西没有用。学生会进行选择，如果读了四年大学，学这么多知识，还不如高职高专毕业的学生起点高，学生肯定不会报考。这就会形成恶性循环，学这个专业的学生毕业工作不好，会反过来影响其他学生报考这个专业。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应该要有点反思，设置的大纲，是不是能反映社会需求，这很重要。   

吴必虎：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来看，旅游教育的未来，中国大陆旅游管理专业为什么学生就业不好？因为收入排名倒数第二，导致了优秀的学生不愿意报你这个专业，或者毕业以后跳槽率特别高。为什么工资很低？因为很多酒店的投资不是冲着度假目的地建设而来，而是当地政府的面子工程，投资商有了房地产赚钱，对于被逼建成的配套酒店是否盈利要么是心不在焉，要么是力不从心，反正酒店客房不赚钱但物业楼价逐年上涨，等着楼盘涨价出手就好。幸运的是，中国经济已经转型了，土地财政和房地产走到头了，真的要做目的地内容，当目的地内容真正赚钱的时候，像联大旅游学院毕业的学生能年薪在20万以上以后，这样才能有很大的竞争力，才会产生正向的循环。香港理工大学旅游学院学生就业很好，她的成功，不是大学本身有多成功，而是香港服务经济的成功。美国佛罗里达的中佛大学的罗森酒店学院的成功，同样也是这个道理。

保继刚：今天再出发，教育也要再出发，确实面临着这个问题。前一个阶段教育部有一个很大的扩招工程，要增加毛入学率，除了清华、北大、中国科技大学等少数学校能顶住不扩招，中山大学都顶不住，每年招了8000人，其中有4000人是广东省要求招的。广东省给中山大学提供经费和土地，当然需要为广东省提供优质学位。不过，如果不是中山大学扩招，就不会有旅游学院，我们每年招300人，是985高校旅游管理专业学生最多的。但我从来不把学生当包袱，而是把他们当成资源，十年来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毕业了3000多个学生，现在很多都慢慢发展起来了。在扩招的背景下，今天面临结构调整，中国经济进入到比较正常和可预期的轨道，大学的专业结构，肯定会有一次调整。调整下来，要看各大学领导如何调整，能不能顺应市场需求。培养学生肯定是能力的培养，希望找到一个好工作。

现在本科的专业有一点高不成低不就，怎么样办出特色来？比如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的特长是园林设计，如果培养的学生，走向旅游规划和旅游景观设计，是不是能办出园林学院的特色呢？不要都和中山大学比，因为中大不太考虑就业，很多学生读研究生，都出国了。就业有时也会考虑，去房地产公司、银行、电子商务都有，去旅游行业的确实低。今年一个硕士，先去了一家企业，起薪12万，换了一个企业起薪就18万了，年轻人哪里工资高往哪里去。本科会有一个洗牌的过程，要找到自身学校的特点。除教指委推出的标准，也应形成区域性的特点，让学生找到体面的工作。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南开大学旅游系可以招到最好的学生？因为80年代南开学旅游的学生到北京挣的钱比老师高，当然最优秀的学生都来了。为什么现在很难招？因为工资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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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波：我们的酒店业给社会做了明显的贡献，现在各行各业用一个词叫星级服务，就来自酒店业。在这几十年来，酒店管理的研究，有没有对管理学界贡献知识？

李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酒店管理学院副教授）：举个例子，国际学者方面，康奈尔酒店管理学院的Arturs Kalnins教授，主要研究企业战略管理，他在管理学的国际顶级期刊SM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MS（Management Science）等发表了多篇以酒店企业为研究对象的文章，他发现酒店连锁集团在多地点布局时出现的竞合关系、集群效应、特许经营所有权等特殊的情境特征，进而对这些情境进行提炼与理论建构，在多地点分布的多业务单元组织（Multi-units）管理理论方面进行了完善与拓展。国内学者方面，二外的秦宇教授在《管理世界》上发表的以经济型酒店连锁集团为研究案例的文章，对管理学中的竞争战略理论进行了较好的拓展，这应该算是酒店管理研究的知识贡献。

谷慧敏：目前我国酒店研究远远滞后于实践的发展，与旅游管理其他领域相比也有较大差距，其原因一方面是现有从事酒店研究的教师数量不足，同时也与现有教师实践型占比较大，相对理论基础薄弱有关。与此同时，目前酒店管理研究的重要领域集中在人力资源、组织行为、服务运营和市场营销等方面，大多借用现有工商管理理论，基于酒店本质特征并从中提炼独特性理论的研究很少，学科的知识贡献确实非常少。同时，现在酒店研究中的科学问题，主要以传统的酒店为研究情景，许多都能够用现在的管理理论来解释。

但是从未来来看，随着现代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等的运用，很多行业中基础员工的作用大幅弱化，但基于情感和体验的酒店和旅游产业中，人在其中还会发挥巨大的作用。相对而言，基于人的研究在酒店业和旅游业中相对会有更多的应用情景，和值得研究的问题。如过去酒店管理重点研究人与人的关系，未来关于人与机器关系的研究会以酒店和服务业为重点。所以，酒店管理方面的研究会越来越多，理论贡献也会越来越大，来自主流学科的学者也会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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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彬：我一直研究中国的旅游企业，包括酒店、旅游电商。我关注到，《旅游学刊》上涉及到旅游企业、旅行社、酒店等主题的文章占比非常小；国家旅游局历年的科研立项中，旅游企业相关的项目也很少。不知这种现象是如何导致的？

吴必虎：如果从学术角度来讲，面向旅游企业的研究，不仅仅是工商管理需要研究企业管理，公共政策更要研究企业发展。不是工商管理研究企业不够，而是公共政策研究企业不够。酒店不赚钱，很多是公共政策出了问题。

宋海岩：《旅游学刊》发表的文章，会根据作者投稿，经过匿名审稿、筛选，主要看对学术的贡献，确定发表的文章。旅游企业等方向的研究，比重占比较低，一方面有可能跟投稿结构有关系，从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角度来研究旅游的稿件多一点；还有可能从学术角度来讲，跟旅游企业关系相关的研究问题，没有达到成为比较重要的研究，或者在方法论和研究方法上不是很严谨。另一方面，刊物容量有限。国内只有一个《旅游学刊》，无论是旅游方面，还是酒店方面，都投到这个期刊，容量有限，使得酒店和旅行社方面的文章相对就少，而国际上共有170本跟酒店和旅游相关的国际期刊，从事旅游和旅行社研究，可以投相应的期刊。

吴必虎：海岩的发言启发了我，这也与中国的教育体制有关，研究生对企业管理研究很感兴趣，但是指导老师就是从学校到学校，没有在相关企业工作的经验，指导不了；而美国很多大学愿意招有企业经验的人到大学里当老师。此外，中国的企业家，不太善于或者不太想坐下来写东西，这与西方企业家不太一样，西方企业家更多人愿意思考和写作，因为西方的高等教育与产业有更紧密的联系。

吴巧红：为什么研究酒店和旅行社的文章在《旅游学刊》的显示度不高？一方面是我们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员和力量不足。最开始戴斌老师是做这方面的研究，后来去中国旅游研究院了，就没有继续研究了。国内专门从事这个领域的学者，也不是很多，中山大学有几位老师在研究。另一方面与我们的学术生态有关，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很难获得，这可能也与这些行业发展比较弱有关。

吴必虎：一个领域的研究多和少与这个学科是否存在尚未探索的空间大小有关，与学科的成熟程度有关。比如在地质学和生物学领域，现在研究矿物学和植物分类学的学者，就比地理大发现时期少得多了，因为这两个学科已经成长得非常成熟了。同理，传统的旅行社研究科学问题比较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没有科学的研究问题，当然研究的数量就不多。

谷慧敏：如果研究企业绩效，应该有严格真实固定的一个数据，拿不到企业具体的数据，而仅仅只是国家旅游局统计的几个主要指标，想发到特别好的顶级经济学背景的期刊，很难。主流经济学刊物，认可从企业视角，用上市公司的数据开展研究。以前，旅游行业的上市公司太少，数据不足以支撑做很好的研究。目前有研究人员正在追踪，上市公司的数量越多，所累积的被广泛承认的数据越多，也就可以支撑做比较好的研究。

现在我们再出发，建议相应的机构，比如中国旅游研究院，可以像西南财大或者北大那样建立数据库，把旅游上市企业的数据库建立起来，或者各高校联合，开发出一两套能够普遍采用的数据。这样有了数据的支撑，研究也变得相对容易，今后研究的人员和成果也会增多。

冯学钢：旅游专业本身的困惑在于，不像其他工商管理专业研究基础比较好，我们的研究基础不足，研究能力不够，酒店、旅行社、旅游企业等领域研究的文章较少，都与这个有关联。整体投入力量不足。我们要用理性的态度来思考一下中国旅游服务业的变革，在变革当中寻求我们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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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波：中国旅游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种现象是行业的利润水平比较低，酒店也有表现，旅行社也有表现。从酒店业的角度，我们想知道为什么中国的酒店业利润水平低？这对我们再出发，相当重要。 

宋海岩：在国内，酒店业的绩效确实不行，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投资过量、投资过剩，造成的入住率不足。绩效主要是表现在第一入住率，我估计在国内前几年的年平均入住率在50%左右，这正好在盈利与非盈利的边缘，所以绩效比较差。

吴必虎：酒店绩效不高，并非数量过剩，而是适合游客需求的酒店不够、游客满意的酒店其实存在不足。大陆的酒店很多与市场不接轨。中国大陆特色的土地财政制度，把房地产推起来了。地价会不会涨是大家关心的，投资商对于开发的酒店项目，到底挣钱不挣钱，不太关心，也没人投入精力提高服务质量。前面说到的人才流失，进一步恶化了酒店经营利润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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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欣梁（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我主要从事邮轮旅游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现在学术领域对邮轮旅游的研究尚不够重视，相关的研究者比较少，这与我国邮轮产业起步晚有关，我国从2006年才开始发展母港邮轮，2006年只有2.5万邮轮游客，但十几年来发展迅猛，2017年已经达到244.5万人。不过十年的时间，我国就成为全球第二大邮轮客源国。然而，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很多问题，亟待从理论上去研究。

2012年起，我到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挂职，刚去的时候就发现很大的问题，港口刚刚造好，很多设施都不完善，特别是因为吴淞口是全国第一个特大型专用的邮轮母港，加上中国的口岸政策又和欧美不一样，整个航站楼留给游客的空间特别小。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客人的体验非常差，每天都接到大量投诉，当时我们就想，什么是港口好的服务？邮轮港口的服务标准，到底是什么？我们当时接的第一个任务，做整个港口的服务标准，做了两年把标准做出来了，港口开始逐步进行标准测试，然后今年年初递交到交通部，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以此为蓝本的全国的邮轮港口服务标准就会推出了。

后来我们又发现，随着邮轮航次的渐渐增多，邮轮产业逐渐出现一个很大问题，就是“霸船“的事件。中国游客对邮轮属性的认识，认为只是一个典型的交通工具，不知道遇到不可抗力的时候，船长出于安全考虑会有权临时调整行程。由于台风、日本地震、以及政治事件，都有多次的航程的调整，但是中国游客不理解，一遇到这种情况就开始霸船，多的时候有三百多人不下来，当地政府为此很为难。我们经过研究发现，这其实是一个典型的民事纠纷，但是现场确实真的不好解决，最好的方法就是保险。一些中国游客有贪小心理，采用保险的形式可以很好解决，当然游客也越来越文明，这几年霸船确实少多了。

这几年中国游客量增长太快了，十年增长了十几倍，但是我们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发展邮轮产业，但是收益去哪里了？或者企业的收益体现出了吗？因为这些邮轮公司基本上是外国公司，中国的包船旅行社，把收入直接就汇给外国邮轮公司账户，对我们中国的帮助到底在哪里？世界前五大邮轮公司在中国都有分公司，但他们都是船务公司，每年交的税很少。那么，发展邮轮产业对中国的经济贡献度在什么地方？而且这些国外邮轮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们毫无办法，想来想去，关键是我们没有本土的邮轮企业。所以我们开始研究如果从机制上培育邮轮公司，我2016年的国家社科项目就是研究本土邮轮旅游机制方面的问题，我们希望通过理论研究，培育中国本土邮轮企业，推动中国本土邮轮产业发展，造福国家，造福社会。最后，我还是呼吁，希望有更多的学者，更多的年轻学者，能加入邮轮旅游的研究队伍中来。

保继刚：霸船的游客主要来自哪里，有没有区域性特征？

叶欣梁：全国各地的游客都有。2017年，全国有66%的游客是从上海吴淞口出发的，其中有50%左右是江浙一带的游客。客观的说，经过我们的研究，从数据来看，江浙一带的游客，霸船事件要少点，这可能与江浙沪等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另一方面，霸船也与售价有关系，我们发现越是购买低价票特别是内舱房的游客，霸船的概率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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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波：中国旅游再出发，会碰到不少具体的问题，比如现在多规合一，旅游在其中会发挥什么作用呢？

钟林生：关于多规合一，我们单位有些同事在从事这项研究，这是新时代以来比较重要的工作。比如，像福建省从一个省的层面，考虑统筹规划，小的空间，像浙江省开化县也在做这个规划。多规合一的出现，是因为原来很多部门规划会出现相互打架的情形，有时不分主次；多规合一的推动形式，既有从省域层面推动，也有从县域层面在试点，相信不久会在全国范围内推进。

我个人并没有做多规合一的规划，但我了解的情况是，首先要有一张图，可能把制约资源环境承载力的一些因素，包括生态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红线，还有水资源保护的红线，划完以后，在国土空间，哪些是建设的，哪些是用来开发的，开发还要分程度，有优先开发的，力度大一些，有些是限制，相应的产业在这里面配置，使得产业和各个部门的政策，能够得到协调。

马波：那就是说，多规合一肯定是要放到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体系去观察。

章锦河：“多规合一，一张蓝图干到底”，是依法治国、依规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重大的现实与理论问题。现实中各类规划之间的衔接性不够，吻合度不高。比如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耕地保护规划、林地保护与利用规划、水资源保护与利用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交通规划、文物保护规划、旅游规划等，各类规划自成体系，相互之间内容冲突，难以协调的矛盾问题突出，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各类规划所秉持的规划理念不同，各部门的发展主张各异，存在部门利益博弈所致。理论上“多规合一”具有重大意义，理顺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规划的关系，确定以哪类规划作为“蓝本、底片或芯片”，是形成真正的“多规合一，一张蓝图”的关键。我理解的“多规合一”应属于宏观整体上的国土空间管控与利用约束性质的刚性规划，侧重于资源与生态环境领域，不宜过多深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领域，要保障工业、农业以及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划的国土空间弹性需求。旅游规划的性质属于后者，提出旅游用地规模与空间落地主张是旅游规划的基本要求。比如，乡村旅游建设用地的问题，在难以实现项目落地或面临建设用地零供给的情况下，可以采取旅游建设用地肢解到相应的交通、水利、林业、农业部门的相关规划中去，这也是旅游规划在“多规合一”中体现价值与存在的方式。

钟林生：关于多规合一，我补充一点，多规合一简单来说，就是多种规划统一，将各个规划涉及的相同内容落实到一个共同的城市空间中，其他规划，比如旅游专项规划，仍要按各自专业要求编制，以满足和审批的要求。这对旅游会带来一些挑战，比如如何协调旅游和其他产业的关系，旅游业在各类规划中的位置如何摆放。

专题研讨会总结

吴巧红

 《旅游学刊》副主编

不管新时代旅游研究如何出发，旅游是作为一门学科还是研究领域，寻找研究中的科学问题——真问题，永远是学者最基本的责任。《旅游学刊》作为一本学术刊物，呈现出来的研究成果，肯定要是对真问题的研究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基于中国的国情，不论是纯理论的研究，还是跟现实结合更紧密的对策性研究，都是《旅游学刊》要呈现出来的。虽然我们现在的定位，就是一本纯学术的刊物。但在中国的语境下，我们的旅游研究跟中国语境和国情紧密相关，肯定还要有一些对策性研究。包括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坚持做的“中国旅游发展笔谈”这个栏目，就是想搭建学界、业界和管理部门沟通交流的一个桥梁。

今天听了一天的讨论，中国旅游和旅游研究再出发的脚步怎么迈，看来还需通过进一步讨论和研究来确定，这需要学术共同体大家一起来做。《旅游学刊》作为中国旅游研究的学术平台，如何在学术上去引领旅游研究，为中国旅游和旅游研究再出发贡献力量，是我们的使命与责任。我们会一直秉持开放包容和学术中立的原则，只要是研究旅游和旅游相关的问题，研究的是真的科学问题，无论是什么领域，比如体育、会展、节事、文化、休闲等等，不论是用什么方法——只要是适合解决和阐释该问题的方法，《旅游学刊》都是接受的。

由于学科发展的需要，《旅游学刊》也在努力凸显工商管理的学科特色，严院长也一直在努力推动《旅游学刊》成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学部认定的22家期刊之一。但是，现在刊发在《旅游学刊》的文章，能够显示管理学特色的不多。这跟我们的学术生态有关，因为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力量不够，比如，在座的各位，报名来参会的，从事旅游企业研究或者旅游经济研究的，也不多；目前从事酒店方面研究的学者也不多，中山大学有几位，比如曾国军等。再比如刚才谈到的邮轮旅游这样的新业态，应该是未来旅游学研究再出发的方向之一。因为行业发展有需求，有问题需要学界的理论指导。但目前国内研究邮轮旅游的，除了叶欣梁和他夫人，青岛大学的张言庆，还有华东师大的孙晓东，就这四位在邮轮旅游的研究上有代表性和显示度。旅游研究再出发，有很多产业相关的新领域需要去探索，《旅游学刊》也有责任去培育。

中国旅游和旅游研究再出发，是不是要先把中国旅游研究这四十年来对国际旅游研究有哪些补充、修正或者进一步的推进做一番总结和梳理？我们要怎样把以前的研究成果展现出来？比如，保继刚老师和他学生做的创造性破环和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在中国情境的验证；吴必虎老师的环城游憩带和谢彦君老师的旅游体验研究，也是自成体系的；张凌云老师提出的非惯常环境和保继刚老师提出的旅游吸引物的概念，都是原创的。而且值得欣慰的是，前辈学者在探索中提出的新概念，后发的新生力量也在继续关注和研究。这些历史的积淀，《旅游学刊》将来想做一个系统的梳理，但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呢？如果通过《旅游学刊》官方微信这种新媒体的方式一个专题一个专题来推送，可能传播更快捷，影响更广泛。

中国旅游和旅游研究再出发，需要旅游学术共同体一起努力。习近平同志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学术共同体也是命运共同体。只要大家一起继续秉承前沿、理性、责任的原则，共同关注旅游以及与旅游相关的各种问题，旅游学科的知识体系就会逐步完善和构建起来。

摄影： 史阳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