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5月22日,由《旅游学刊》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迈向‘十四五’的中国旅游业:新格局与新命题”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和《旅游学刊》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及《经济研究》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海南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青岛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机构的十余位专家发表演讲并与参会者进行了深入交流。
学术研讨会分为上午场和下午场。上午以“‘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下的中国旅游业”为议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主任宋瑞研究员主持。
各位学界同仁,特别感谢大家参加此次学术研讨会!
五年一规划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有的经济安排和时间节律,自1953年第一个五年规划(计划)以来,如今已是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了。
“十四五”时期,对中国和世界来说都是一个特殊阶段。于世界而言,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格局、政治格局、贸易关系、国家关系、地缘政治、科技革命都面临新的挑战和变化,尤其是新冠疫情带来二战以后最大的冲击,正在深刻而全面地改变着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于中国而言,我们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关键阶段,是两个百年的历史交汇。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我们要思考“十四五”时期国民经济朝什么方向走、旅游业应该如何发展等问题——我们总提到的新格局是什么样的格局,在这样的格局背景下旅游业会有哪些新变化或新命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回答,不仅是实践的需要,也有很深的学术含义。为此,《旅游学刊》和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联合组织这次学术研讨会。特别感谢学刊编辑部尤其是吴巧红老师,在会议组织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在设置议题和邀请嘉宾时,我们考虑到除了研讨旅游业的需求侧问题、消费管理、产业发展、教育问题等之外,还需要从更大的背景出发,从国民经济整体格局去思考问题,所以特意邀请了来自经济领域和旅游领域的权威专家,期待为各位提供一场思想盛宴。
今天论坛的主题是迈向“十四五”的中国旅游业,上、下午场分别讨论“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下的中国旅游业以及“十四五”时期中国旅游业的新命题。这是旅游学界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的具体行动。关于中国旅游业未来发展,关于中国旅游学科和旅游研究的未来,我有一些初步认识,借此机会向各位报告。
第一,中国旅游业的黄金时代正在开启。中国人的时间支出和消费开支正在越来越多地向休闲、旅游、度假倾斜。面对城镇化、工业化的快节奏,人们正在越来越重视有品质的慢生活;在物质生活得到了较大提升之后,人们正越来越追求精神文化体验和享受。所有这些都为中国旅游业打开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第二,中国旅游学科的黄金时代正在到来。实践是理论最好的催化剂,中国旅游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必然催生中国旅游研究的极大丰富以及中国旅游学科的大力发展。中国旅游学科发展的黄金时代正在开启,中国旅游学人的学术事业前景广阔,同时我们也重任在肩。
第三,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将面临一系列全新的挑战。在新发展阶段,中国旅游业的发展要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要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有力地支撑文化强国战略,要顺应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时代变迁,要助力3060碳排放目标的实现。中国旅游业发展的功能、目标、要求、条件、技术、环境、约束等等,都将具有全新的内涵,或者面临巨大而且快速的变化。
第四,中国旅游学人将创立旅游研究的中国学派。在新发展阶段,中国旅游研究将面临一系列全新的命题。比如高铁旅游及其发展的前景、格局、模式、作用、影响,再比如面对中国老龄社会的到来,以及我国绝对数量非常巨大的残疾人群体,如何解决好弱势群体旅游权益的保护和发展,如何界定旅游产品的准公共物品属性,如何构建相应的旅游产品供给制度和体系。未来旅游研究讲述的中国故事,概括的中国模式必将是生动而鲜活的,未来旅游学科涌现出的中国理论、树立的中国学派必将是扎实而富有借鉴意义的。这既是我们中国旅游学人的理论自信,更是我们中国旅游学人的时代使命。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学术顾问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随着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出台,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十四五”规划编制也进入最后阶段,旅游业、文化和旅游等诸多蓝图有望年内出台。在此我分享三个观点。
其一,“十四五”时期为我国旅游研究提出了新的研究命题。“十四五”时期,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意味着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需求结构、消费结构等都会发生变化。这对旅游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而言意味着什么?国家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对旅游市场结构、旅游经济运行而言又意味着什么?新发展理念,尤其是创新驱动发展,对于旅游业而言,除了技术创新,是否也意味着体制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产品创新以及更广泛的产业创新体系?对一个行业或经济领域而言,什么是高质量发展?是不是投入产出比更高、企业效益更好、生态成本更低、游客和居民更满意?除了全要素生产率,还需要通过哪些指标来衡量?需要哪些机制来保障?如何借助经济学的理论依据、分析框架、规范方法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和回答,不仅是对策研究的重要任务,也具有很深的学术意蕴。
其二,学术共同体是推动研究发展的重要力量。学术共同体内部的交流、碰撞、共生、共识和共同努力,是推动学科建设和研究发展的重要力量。《旅游学刊》和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以及中国旅游学界各位同仁组成的旅游学术共同体的良好互动、深入交流、紧密合作,对于推动旅游研究的深入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其三,构建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任务。当代中国正在经历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将为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我们要将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密切结合,聚焦新时代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既反映中国立场又为国际学术界所理解和接受的学术命题、学术范畴和标识性概念。
很高兴参加本次关于“十四五”中国旅游业的研讨会。我和大家谈谈构建新发展格局与“十四五”中国经济发展。
首先,谈“十四五”要了解“三新”概念——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与新发展格局。进入新发展阶段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其中,新发展格局在“十四五”规划中起到了纲举目张的作用,旅游现代化也应该放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理解。我们耳熟能详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是对新发展格局的一种描述。新发展格局在现代化路径选择中之所以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是因为以“经济循环”为描述维度、根本视角和关键词,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更有协同性和动态性的思维,不仅根据供给、需求等单方面政策,也不单是生产、流通、消费某单环节的战略,而是围绕经济循环的系统、动态的政策组合。新发展格局有两大重要内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问题是保持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其本质特征是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和自主创新。因此要从需求和供给两侧发力。
其次,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是短期行为,而是一个历史过程,需要我们构建和完善内需体系,把改革、发展、管理三者有效结合。真正形成一个完整的内需体系要做到四个层面:一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入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加快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化市场体系;二是加快完善科技和产业创新体制机制,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和高质量实体经济供给能力,加快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三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切实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建立和完善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四是加快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挖掘国内消费潜力,在新型城镇化中加快消费转型升级、塑造新型消费体系。
最后,在新发展格局的经济背景下,城市化的布局可能会对“十四五”期间旅游业的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两横三纵19个城市群以及六大区域构成了旅游业国内大循环的基础布局。
基于此,我认为旅游业发展首先要加快旅游服务业品质化发展,以提升便利度和改善服务体验为导向。在这方面要关注以下问题:一是推动购物消费、居家生活、旅游休闲、交通出行等各类场景数字化,打造智慧共享、和睦共治的新型数字生活;加强旅游业监管;壮大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特色产业。二是推动重点区域、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的发展。例如: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河文化旅游带;大力发展寒地冰雪、生态旅游等特色产业,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冰雪旅游带;提升旅游目的地质量:打造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黄河文化旅游带、杭黄自然生态和文化旅游廊道、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健全游客服务、停车及充电、交通、流量监测管理等设施;支持澳门丰富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内涵;提高海洋文化旅游开发水平;办好中国文化年(节)、旅游年(节)。三是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打造独具魅力的中华文化旅游体验。比如建设一批富有文化底蕴的世界级旅游景区和度假区,打造一批文化特色鲜明的国家级旅游休闲城市和街区,推进红色旅游、文化遗产旅游、旅游演艺等创新发展,提升度假休闲、乡村旅游等服务品质。四是完善旅游政策和公共服务。例如完善邮轮游艇、低空旅游等发展政策,健全旅游基础设施和集散体系,推进旅游厕所革命,强化智慧景区建设,建立旅游服务质量评价体系,规范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等等。
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北京交通大学教授
今天想和大家谈谈我对“十四五”中国旅游业发展的一些看法。
要想在“十四五”期间构建新的旅游格局,我们必须研究改革开放四十年旅游业发展至今处于什么发展阶段。我认为当前旅游业处于以下几个发展阶段。一是大众化旅游发展阶段。我国旅游的市场规模是大众的,但旅游形态是小众的,还面临不少制约,最终导致千军万马过观光旅游独木桥。举个例子,旅游业从观光旅游时代向度假旅游时代过渡过程中,房车旅游是一个重要的业态,但目前规定自行式房车不能超过6米以及脱挂式房车不能上路等等。二是旅游要素独立化发展阶段。旅游进入新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旅游基本要素即“食、住、行、游、购、娱”等六个要素以其不同的旅游需求为服务对象,以构建其不同的旅游产业链为重点,相继进入了独立化发展阶段。三是旅游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政府对旅游业发展很重视,近五年大量技术和资金涌进旅游业,但在发展结果上还不尽如人意。2019年国内旅游60亿人次中85%是一日游客人,入境游按照外国入境人数来比我们比不过泰国,因此旅游业在“十四五”阶段必须调整为高质量发展。四是旅游功能化发展阶段。一直以来我们习惯于把旅游当作一种生活方式,但旅游也是学习方式和成长方式。我国自古以来一直是把读书和旅游结合在一起,崇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国的研学旅游需求基本没有释放。
对于我国旅游业发展阶段有了初步认识后,我认为要想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一是以需求侧管理为突破点,构建旅游市场新发展格局。还以房车旅游来举例,美国房车拥有量1200万辆,而我国房车拥有量只有21万辆。目前考虑工业化问题还停留在汽车车补、家电下乡,其实通过需求侧改革把旅游消费领域打通,对制造业有强大的拉动力。二是以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依托,构建具有旅游形态的生活、学习、成长方式新发展格局。三是以提升旅游便利化为动力,构建旅游与国家“双循环”相适应的新发展格局。四是以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为着力点,构建县域旅游新发展格局。全域旅游对于县级各政府部门协同解决旅游业发展问题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五是以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为基点,构建入境旅游新发展格局。推动入境旅游签证的便利化、网络的便利化和支付的便利化。六是以乡村民宿发展为重心,构建城乡旅游一体化新发展格局。城乡旅游一体化中的身份认同、社会认同、经济认同等在乡村民宿这一点达到共赢。七是以高等级景区、度假区和休闲街区建设为重点,构建高质量旅游新发展格局。八是以旅游数字化平台发展为推手,构建现代旅游产业新发展格局。九是以设立旅游试验区为示范,构建旅游创新驱动新发展格局。比如在西藏、新疆、内蒙等地搞自驾旅游实验区,通过实验向全国推广。十是以发挥行业协会作用为手段,构建旅游管理新发展格局。通过这十个方面构建旅游发展新格局,可能对改变我国旅游发展的形态有所帮助。
从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看未来中国旅游发展路径
谢彦君
海南大学教授

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宣布海南探索建立自贸区(港)并实施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战略,此后,海南的旅游消费问题尤其是国际旅游消费问题便成了政、产、学、研共同关注的重要话题。我个人对此做了一些观察,也产生了一些困惑,比如:处于热带、亚热带并拥有优质旅游资源的海南,为何其旅游接待总量并不尽如人意,而且淡旺季差别又特别显著?为什么长期作为国际旅游岛这一国家战略来加以建设的海南,在入境旅游接待规模上的相对份额并不高,形成“发展的剪刀差”(即旅游基础设施和综合服务水平持续改善,而国际入境旅游的相对规模却持续下降)?有效解决这两个问题,也许是海南旅游升级换代、实现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目标的重要突破口和切入点。
从某种程度上说,形成海南旅游消费显著淡旺季差异的根本原因,可能是由海南旅游供求关系中供给侧结构失衡、错位和由此形成的瓶颈效应所导致的。比如,在产品的类型和品级结构上,除了三亚拥有一些旅游精品之外,海南的旅游业总体上还是以资源尤其是自然资源依托型的旅游产品为主且品级不高。由于入境游客规模小,对旅游产品的需求不足以形成需求驱动的能力,从而也难以对长三角、珠三角青年旅游市场形成示范消费效应,影响了海南旅游产品供给侧的有效升级换代。
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实施供给侧的结构性突破战略,找准关键穴位,以点带面,推动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全面提升海南国内和入境旅游消费水平,要以高品级旅游产品打造作为核心,带动康养、度假等业态的发展。此外,依托于城市和广袤的乡村,着力发展城市旅游和乡村旅游,也是海南旅游发展发挥极核优势的重要策略。
如果再将目光放眼于全国,中国旅游未来发展需要平衡好几个关键问题,在错综复杂的旅游产业发展实践中,协调这些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对此,有几点建议:首先是要推动西部地区积极构建区域旅游发展极核,以消解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二是通过强调特色发展来消解示范性旅游发展所带来的同质化问题;三是通过拓展旅游的外循环来消解旅游的内循环带来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四是通过放大因地制宜的市场力量来消解政府杠杆手段运用上所产生的效率问题。
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需求侧管理角度的“十四五”文旅消费。
消费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十八大以来,消费连续平均来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消费大概是60%左右,比资本形成总额高10%,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压舱石。
站在“十四五”起点看,文化和旅游消费新的重要性是什么?我理解有三个方面。第一,消费是引导文化和旅游产业精准供给的一个重要的指示器。文化、旅游这两个产业的制度供给、产业供给和项目供给,如果不以消费为锚、不以消费为基,容易出现偏差。第二,文化和旅游消费释放人口红利。最近的人口普查结果出来了,老龄化和人口出生率下降对文化旅游消费的影响如何,备受关注。第三,培育新业态。对于文化和旅游新业态来说,新业态特点在内容为王,体验性强,但是盈利的不确定性大,需要良好的消费环境和氛围去培育。
站在“十四五”的新起点看文化和旅游,看当前整体消费趋势,有哪些大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低欲望社会下年轻人消费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一极是刚需消费的理性化和功能化,一极是精神消费的高频化和刚性化。第二个变化是中国的消费升级从1.0版本升级到2.0版本。1.0版本是物质消费升级,对品质生活的要求,而现在明显的消费趋势是2.0版本,即对于文化对于精神的付费需求特别强。比如,B站已经成为一个专业知识付费平台,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我们精神消费升级的到来。第三个变化就是国潮的认同。第四个变化是消费圈层板结化,代际差别难以打通。第五个变化是政府购买、政府消费也在升级。
最后,讲一下政府视角的消费拉动问题。文化和旅游领域,政府补贴消费是存在的,很多城市在探索。在这方面要关注一些问题。比如细分不同行业。文化和旅游消费涉及到很多细分业态,网络、视听、游戏、文学、短视频等等,都是极高频的,已经成为刚需性消费,是市场完全能够解决的。从政府角度来讲拉动消费,重要的发力点应该是如何影响中低频消费中的非经济因素。
数字化、产业升级与新发展格局
黄斌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今天我主要讨论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数字化对创新发展的影响机制。
构建新发展格局首先要立足于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尤其是“十四五”期间,主要的挑战是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也蕴含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机遇,这给了后发国家“换道超车”的机会。因此,“十四五”规划着重提出了“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扩大内需是战略基点,其中重点是扩大消费,尤其是扩大居民消费。这需要居民“想消费”、“买得起”,也要“买得到”。“想消费”需要提高城镇化的水平,因为城镇居民的市场参与程度较高,需要购买更多的产品和服务;“买得起”的前提是提升居民收入水平;“买得到”则需要通过产业升级,实现供给引领需求,需求牵引供给。其中,提升收入水平(“买得起”),以及满足和创造新的需求(“买得到”)都要靠产业升级才能实现。当然产业升级其实也包含着产业转移,比如东部地区服装业转移到了中西部地区,这也是中西部地区从农业向工业升级的过程,且产业转移带动了中西部的城镇化。也就是说,扩大消费的关键是产业升级。
产业升级的动力,一是高端产品的进口替代,如芯片等,这一部分的产业升级主要依靠创新;二是紧缺产品的市场开放,如旅游产品就可以认为是一种紧缺产品,因为最优质的文化和旅游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尚没有完全向市场开放,这就造成供给制约了需求,这一部分的产业升级要靠供给侧改革来完成。但创新也有助于打破约束,加快推动改革。在产业升级和转移的过程中,市场是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但政府也可以通过精准投资等举措,为要素流动创造条件和载体。因此,精准投资就和扩大消费一起共同形成构成了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串联起来了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涉及到的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的要素循环等重点内容。
这其中,创新,尤其是产业和技术的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产业升级和转移的第一动力。新的技术、产品和商业模式也会创造新的市场规则,进而倒逼改革。
但对于创新,我们应有更广泛的理解。目前我国的创新投入总量仅次于美国,创新投入强度超过英国等发达国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社会上主要的批评是我们的基础研发不强,更多的侧重于企业对技术的创新转化。这其实是符合我国发展阶段,充分发挥了后来者优势的一种创新策略。作为一个后发国家,我国大部分的产业和技术水平都距离世界先进水平有一定差距,因此在绝大多数产业中我国都可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实现再创新,只有在一些已经接近领先的产业(如5G等)中需要加强基础研发和原始创新。同时,由于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方向相对明确,我国就可以根据产业发展和升级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更大程度上的实现精准投资。
同时,我国在当前阶段还有一个最大的机会,即在新一轮的产业和技术革命中具有“换道超车”的机会,尤其是在产品和技术周期较短的产业中更有机会。这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相关产业、部分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和快速消费品等领域中已经得到了验证。因此,找出缩短创新周期的方法,快速实现“换道超车”和“后来追赶”十分重要。
数字化不仅在数字产业化中创造了“换道超车”的新业态,在产业数字化中也有助于缩短包括实体经济在内的相关产业的创新周期。这是因为,数据要素不仅具有可复制、可共享、无限增长和供给的特点,而且对其他要素效率有倍增作用。对于创新而言,数字化改变了知识积累和学习的方式,通过数据要素的大量投入,构建了关联更加广泛的知识体系,有助于创新者更好的打通不同知识间的壁垒,实现跨界创新;同时,基于数据要素的人工智能等相关产业,也能将已有的知识更好的运用到创新中去,提高创新的效率。同时,数字技术有助于帮助金融行业更好地配置资源,加快资金的周转,并节省基础设施投资,降低负债,从而提高资本运营效率。所以,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推动产业数字化,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着力点。
下午场:
下午的研讨会以”‘十四五’时期中国旅游业新命题“为议题,由《旅游学刊》执行主编、北京联合大学特聘教授张凌云主持。

“十四五”时期我国旅游教育新命题
面向“十四五”的旅游教育,我的观点可用三句话概括:一是中国旅游教育面临危机;二是中国旅游教育亟需转型升级;三是中国旅游教育会需要锐意创新。
旅游教育面临的危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总量矛盾日渐显露。旅游院校数量持续增长,但旅游学生数量明显下降;第二,社会选择压力日渐严重,存在低录取分数、高转专业率、低深造率、低行业就业率和忠诚度等现象;第三,制度约束日益强化,包括指令性学科管理制度、“双一流”制度、大学考核制度、旅游产权制度、新国际制度等。这些背后暴露的是旅游教育质量问题。回顾40年来的旅游教育发展历程,存在路径依赖、理论贫瘠、属性偏离、定位粗糙、投入不足和研究匮乏等问题。
应对危机唯有创新。旅游教育需要转型升级。高等旅游教育的评价体系主要包括人才核心能力、学科核心能力和教育发展能力三个方面。其中,教育发展能力属于内部评判指标,包括生源竞争和平台竞争;平台竞争主要表现为专业设置、行政建制和资源分配方面;人才核心能力属于社会评判指标,主要体现在行业就业率、薪酬水平和职业发展空间等方面;学科核心能力属于科学评判指标,表现在相对独立性、相对稳定性、相对贡献性等方面。因此,旅游教育要转型升级,未来可从人才核心能力、学科核心能力和教育发展能力三个方面着手。
面向“十四五”时期,我们可关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学生的变与不变,新一代学生具有生活性、精神性、具身性、解构化、多元化和虚拟化的特点,这是应该要考虑到的问题;二是旅游行业的变与不变,即增长趋势不变但增速放缓,经济主导但更趋包容人本,从绝对集聚转向相对分散,从规模经济转向范围经济,从传统业态转向新兴业态,从经验驱动转向知识驱动;三是教育政策的变与不变,包括学科规制有限柔性化、财政投入依然倾斜化、院校定位趋于多元化、教育技术快速智能化、专业边界不断交融化、评估体系必将多样化等;四是旅游理论研究的变与不变,学术力量更新换代,基础理论认同加强,学术边界更加拓展,三个疏离有所缓和,总体水平缓慢提升。
“十四五”时期旅游教育面临四个新命题:其一,如何通过收缩策略实现“减量”;其二,如何通过内涵式发展实现“提质”;其三,如何通过具化定位和结构调整实现“分化”;其四,如何通过教育范式革命实现“重塑”。最后,提出几点一般性建议:一是要全力支持一级学科建设,二是要引导理论研究集成化,三是要回归“教育+守正出奇”,四是要实施“教育教育者”工程,五是重构发展策略与标准体系,六是开创旅游科学教育新格局,七是重视并切实支持旅游教育研究。
“十四五”时期,从旅游产业发展本身,需要研究如下三个问题:第一,规模增长是否可以延续?第二,旅游产业的效率提升为何是必要的?第三,旅游产业如何完成效率转换?
首先,旅游业的规模增长是否可以延续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旅游业发展具有如下特点:一是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旅游市场,基数大且增长快;二是旅游产业对国民经济产生巨大的推动效应;三是成规模的中国游客走向国际产生巨大的波涟效应;四是中国正成为亚太板块的核心旅游国。在“十四五”时期甚至“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处于经济换挡期,在换挡期内旅游规模是否还能持续增长?配第—克拉克定理暗示着旅游业作为服务业的一支,仍可能持续规模增长的趋势,以亚洲各国为例,过去几十年,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韩国四个国家经历了经济换挡期,这一时期,其旅游业的增速显著超过了经济发展的增速,这显示了中国旅游业在“十四五”时期仍有较大的规模增长潜力。
其次,效率提升为什么在“十四五”期间是必要的?库兹涅茨指出,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是让资源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从而使经济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但按照鲍莫尔的理论,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如果资源从高效率的生产部门转向生产率相对滞后的第三产业(服务部门),可能会拉低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降低整体资源配置效率,产生逆库兹涅茨现象。从旅游业直接就业与全国劳动力人口的对比来看,旅游业就业占劳动力人口的3%以上,且仍在持续增长,因此,旅游业的产业效率能否超过被转移部门的产业效率,是旅游业规模增长能否提升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比较各产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旅游业创造的人均增长值为12.14万元/人,高于第一次业,但略低于第三产业平均水平,和第二产业之间仍有一定的差距。旅游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差距背后,是中国旅游业存在人均消费低、旅游企业总体效率不理想、杠杆率居高不下、全要素生产增长结构有待优化、贸易平衡度有待平衡、国际竞争力仍有较多短板等问题,因此在“十四五”期间应当尽可能提升旅游业产业效率,才能摆脱逆库兹涅茨陷阱。
最后,如何完成产业效率转换呢?要从三个效率联动提升的角度入手,一是“人效”,提高每一个游客所产生的效率,这就要求联动提高流量、转化率、客单价、复购率四个关键指标,这就要求在新经济条件下获取新的批量流量入口,通过社群互动形成精准漏斗以提高转化率,通过多样化消费提高客单价,以及形成类似于俱乐部的社群以提高复购率,从而使游客真正成为顾客;二是“场效”,提高每一个场景的效率,这里所说的场景既包括旅游资源场景也包括酒店场景,要通过物理空间、情感联结、服务驱动和数据支撑,将旅游从纯粹的观光场景变成一种生活体验,使游憩真正成为生活;三是“产效”,提高产业的运行效率,形成高研发、高连接、高效益的新产业格局。要依托技术、政策、模式,通过从“人效”到“场效”的变化提升整个产业的效率和事业的效益,形成依附于旅游业的高价值生活方式,最终推动旅游业向高质量产业提升。
“十四五”时期,旅游发展将迎来一些新态势、新导向。通过这两年的观察,我发现旅游消费出现了低端化、逆向发展的趋势,尤其是在远程目的地的景区景点更为明显。上午张辉老师提到了旅游大众化。这涉及规模和质量的关系问题,在大众化导向下的低端化不应该简单降低门槛,中高端目的地是不应该低门槛的。因此,十四五时期要注重产业引导问题。避免过于凸显“旅游是廉价的、说走就走的”,防止产业效益的降低。后疫情时代的消费,越来越个性化、自主化、社交化、品质化和场景化。习总书记近期在桂林和阳朔考察时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提升格调品位,努力创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良好环境,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的发展目标”,可谓意味深长!
关于乡村振兴,我认为虽然乡村获得了发展的主导性,但还需要明确,乡村未来要去哪?上午黄斌老师提到产业升级、产业转移会引发西部的城镇化,但西部的城镇化还停留在城市。如何让它进村?旅游小镇或许是一条可行之路。
特色小镇发展中最大的问题在于既缺乏特色也不够小。所以要追求空间特色、人口规模、发展模式的多元化,需要做到小而精而不是大而全。在“小”的规制下,各地方需找到鲜明的产业特色,集中生产要素和资源,创建宜居、宜业的空间形态。旅游跟特色小镇的关联度很密切,产业形态、环境、文化、设施包括体制机制都有关联。所以,未来旅游业有望把乡村资源转化为经济优势的产业。我的想法是“小地方有大世界”,就是说小地方的振兴,既要向人呈现生产空间,也要呈现生活空间。原来观光化的模式,可能只是封闭观看某种固定的吸引物,而现在整个乡村就是我们体验的全部。生产空间意味着所有的要素汇聚和重组。生活空间对应的是传统与现代、城与乡的衔接。城市人在大都市被挤压之后想寻找一种主客共享的生活空间,包括社区组织建设,都应该是多元人群共同介入的。例如丽江,这座古城的生活空间是传统跟现代的休闲理念交织在一起的,它的魅力就在于纳西族传统的生活方式。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所希望的特色“小城”,有生态要素的集聚,地方资源的利用,产业的融合发展。
除特色小城之外还有特色“小镇”。比如喜洲古镇,靠近洱海,这个地方白族文化和各种各样的大院成为一种完美的自然人文景观。诸多原真性文化得以复兴,扎染等工艺开始回归传统。还有天龙屯堡这类旅游“小村”,因参与旅游年轻人开始回流,介入银器锻造等实现返乡创业。乡村空间越来越纳入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得以复兴。我认为,在“十四五”时期,旅游的小地方可以实现诗意的栖居。小地方最重要的是要有乡村性和人文性,避免地产化。还有值得思考的是除了走向旅游城镇化的道路,乡村还有别的路吗?对于旅游路径的有效性和普适性,我们可能还需要很多反思。
“十四五”时期我国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问题思考
冯学钢
华东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

今天我主要就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问题挑战及解决思路进行交流。
第一个问题,谈谈“十四五”时期我国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主要有五个。一是文化和旅游存在属性上的差异。众所周知,文化是事业,而且是高大上的事业,旅游是产业。2020年前后我们基于文化、旅游、体育融合的调研过程中发现,其发展方向和目标差距很大。怎样在兼顾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同时实现融合,平衡文化和旅游事业、产业之间的关系,是我们下一步试图回答的问题。二是文化和旅游的“融合点”、“融合界面”不明。基于对长三角地区的调查发现。文旅融合找不到一个好的接入点和融合界面来保证融合的“效力”。二者概念较为泛化,如何明确其融合界面和融合点,相关专家和研究均未有效解决。三是文化和旅游在融合效度方面亟待提升。目前文旅融合主要表现为表层化、资源利用低端化等问题。比如,一些古镇老街的旅游产品开发同质化问题。如何促成文旅深融合、真融合、实融合和巧融合,让游客在短时间内有最深刻的文化感受,是我们的预期目标。四是文旅融合体制机制障碍尚未充分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是根本问题。目前,关于体制机制障碍及国外模式借鉴等方面的研究较多,但在实践当中,如何适应文旅融合的市场需求,以更好统筹文旅资源,任重道远。五是文化和旅游融合中人才发展的现实困境。目前,科技文化企业创造的新的文旅融合产品,在倒逼着我们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需要研究,如何基于文化和旅游的交叉性来提高人才匹配度、进而达到延长产业链、提高产业效率的目的。
第二个问题说说“十四五”时期我国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思路。首先是要解决“融什么”的问题。一是正确认识文化产业的多面性。我们应对具有深刻文旅属性却尚未得到合理利用的优质资源进行融合,要对其潜在市场能力进行培育,帮助该资源进入市场并实现效果存活。二是处理好文化与旅游之间的关系。要根据社会实际对文化有所取舍,并力求出新,搜索一条活化“传统文化”加“创新型文化”的路子,让“破坏”和“留存”共生,让文化因为同旅游融合而真正活起来。三是推进文旅产业与其他相关产业深度融合。能融尽融,要充分吸纳一切可以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要素,也就是从规模经济到范围经济的问题。其次是解决“怎样融”的问题。一是明确关键市场主体,理清政府和企业的分工合作关系。文旅融合的主体首当其冲是政府主管部门,政府是融合发展的重要推手,“政府管理+运营外包”的混合所有制的做法也体现了这一点。二是多从供给端下功夫。需要用新供给引领需求发展,实现文旅融合的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转化,同时,还要以需求端呈现产业回报,来检验制度政策与供给端的有效性。三是关注文旅头部企业的反垄断问题。行业垄断会产生垄断价格、数字烂用、消费陷阱等问题,进而影响文旅融合市场主体建设。良性循环的文旅市场,应该是大、中、小企业形成一个良好的产业生态,进而鼓励中小企业创新,释放更多的市场空间。四是发挥关键人才的引领作用。要发挥“旋转门”作用,使文旅人才通过“旋转门”进行思想碰撞,形成更加共通的语境系统和目标,但是这光靠相关文旅相关部门是远远不够的。五是优化政府在推进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协同作用。比如,杭州旅游专班将跨越文化和旅游的分散资源充分整合,围绕着消费促进、宣传营销、政府支持等方面做了具体的机制创新、统筹协调等,这是在现有框架下做了制度性创新,值得借鉴。
文旅融合其实就是用文化来调合旅游的过度商业化现象,发挥旅游的文化宣传阵地的作用,以使旅游的发展回归初心:使人成为人,旅游让人回归自然、回归历史和回归自我,摆脱现代化的羁绊,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和纯粹的人。国家文化公园经过几年的探索,文旅融合已经形成了一些国家做法,比如对优质文化旅游资源推进一体化开发、打造文旅示范区、培育有竞争力的文旅企业等等。
事实上,文旅融合在国家公园中的有其独特性,主要表现在“开发与保护、事业与产业、政治与经济、空间叙事与非空间叙事、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具体来说,一是公共性和商业化问题。我认为国家文化公园目的之一就是对冲旅游的过度商业化现象,它是将国家文化公园视为公共文化载体,为全国百姓提供文化休闲福利,并在文化休闲中增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二是四种类型的中小尺度功能区如何在超大尺度的区域中科学地落地和实现。目前,国家文化公园表现出超大尺度的特征,而管控保护区、主题展示区、文旅融合区、传统利用区则呈现中小尺度属性。我们需要突破国家自然公园连片区划思维,探索国家文化公园碎片化区划方法与实现路径,形成分布式的功能区新格局。三是国家文化公园不仅仅是空间叙事,也表现为非空间叙事方式,文旅融合需要兼顾空间叙事和非空间叙事两种功能,比如文学作品、非遗等文化形态并不受空间限制。因此区划对于国家文化公园来讲就不如国家自然公园那么重要。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文旅融合发展动力主要有“消费驱动、技术创新扩散和政府规制行为”等,我们可以以“融合方式、融合程度和融合内容”三个维度构建三维坐标系,利用象限来描述融合现象。其中,在融合程度方面,旅游地产很容易形成虚假融合,以旅游之名,行地产之事,一些地产的负面形象很容易传导到旅游行业,从而破坏了旅游行业的社会形象。在融合内容方面,其核心是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融合。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像城市公共艺术空间一样,国家文化公园应提出“旅游公共艺术空间”,其次是通过旅游接待礼仪文化创意,在接待服务中融入文化的内容。在四个功能区设计上,不同功能区,文旅地位不同,优先顺序也不同。在管控保护区,以文化保护为重,适合科研工作者,旅游相对退出;主题展示区是“以文化为主,旅游为辅”,适合居民和游客共享,承担“以文化人”社会文化责任;文旅融合区,则是文化与旅游平分秋色,主要为游客活动空间,承担“寓教于乐”的文化传播与教育功能;传统利用区是“以旅游为主,文化为辅”,承担文化旅游产业功能。可见,事业与产业平衡在不同的功能区中表现不一,这是一门文化旅游平衡的艺术。在文化选择方面,国家文化公园应发挥文化组合效应和分区思维。要发挥主体文化引领作用,形成关联文化组合效应。比如打造长城文化的国家公园,需要推动长城文化和其关联文化之间的互动。而在不同功能区的客群之间应相对隔离,形成无人区、居民区、旅游区、主客共享区,彼此之间互不打扰。
总结
吴巧红
《旅游学刊》副主编、编辑部主任

《旅游学刊》每年都举办一些回应重大现实问题的专题研讨会,这次研讨会是《旅游学刊》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首次合作。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的支持下,我们邀请到了经济学领域专家的加入,给旅游研究带来了更加宏大的视野和新颖的视角。比如《经济研究》黄群慧主编今天讲的双循环不等于新格局的观点,让我很受启发。怎样理解新格局可能还需要我们进行更深刻的思考。首先,在新发展阶段,我们还是要在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视角下来探索如何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新发展理念的第一条就是创新,创新是为了解决发展的动力问题。今天专家们也提到了旅游业和其他产业创新的问题,技术可能是旅游业下一步创新的重要元素,其中数字化对中国整个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是显而易见的,下一步在整合旅游产业各个方面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旅游学界的专家都是很纯粹的学者,今天的讨论体现了大家一贯的对旅游学术研究、旅游产业现实发展问题的独立思考和独特见解。今天这种开放、自由、相互切磋、激烈交锋的讨论氛围是我们旅游学术共同体非常宝贵的一种文化传统,是我们的文化。
感谢今天到会的专家、学者以及青年学生!《旅游学刊》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正是由于学术共同体的支持,才能够发展到今天。
特别感谢大家对《旅游学刊》每一次活动的支持!
以上内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团队根据速记整理,并经本人确认。
整理者:刘倩倩、史瑞应、王瑞婷、徐紫嫣、胥英伟、李曦冉,总审校宋瑞
注:转载请注明作者及出处
(日期:2021-06-01)